那些兔子是在一个清晨莫名消失的。前一晚我还像往常一样往菜地里撒下了小白菜，五十来个灰白毛球在菜畦间窸窣着啃着嫩叶。刘德旺背着手站在自家门口看着我，嘴角带着说不清是得意还是讥讽的弧度。等到天亮，田地静得令人不安。只剩几片踩烂的菜叶、几撮沾了泥的兔毛，以及一些交错的爪印——有的密集如针，有的却显得格外深而尖。五十多只兔子像被晨雾带走了一样，不见了踪影。

刘德旺的喊声很快穿破小巷的沉寂。他和他老婆一头冲过来，女人一边哭一边骂，把“哪个混蛋偷兔子”从模糊念到指向明确的目标。我站在自家屋檐下，手里捧着刚泡好的茶，看着他们在两家篱笆边翻找，像无头苍蝇般乱转。那是我搬来镇上第三个月。那块菜地刚从荒草里翻出来，土里还带着腐叶和肥料的味道。我的西红柿苗刚长出第四片真叶，黄瓜藤才拴上第一根竹竿。现在整个地看着像经历了场小小的暴乱。

刘德旺终于把怒目转向我。他跨过矮矮的篱笆，脚把泥地踩出一圈又一圈的坑。茶的热气扑到脸上，我抿了一口，等他开口。“梁依诺，”他声音带着颤抖，“我的兔子哪去了？”巷子那头，赵文惠老太太推开了院门。远处，农技站的许雅昶骑着辆旧自行车正朝这边来，车篮里露出一角测量尺，在晨光里泛着冷冷的金属光。 球友会

回到来镇的那段往事还历历在目。我辞掉城里的工作时，同事们都觉得我疯了。主管用关切的口吻劝我三十多了别轻易回小地方，说现在找工作不容易。我冷静听完，在离职单上签了字。打包只用了两个周末，六年城市生活的积累装不满一车。搬家那天司机拎着纸箱进院，还感慨这房子年头长。我买下的老屋白墙有些泛黄，瓦缝里长草，木窗的油漆斑驳，但院子够大，院里有口还能打水的旧井，最关键的是屋后那块荒了近十年的菜地——前任屋主这么告诉我的。

拿钥匙那天，前房主欲言又止，最后提醒一句：“隔壁那家姓刘。”搬来第一天，刘德旺就来了，拎着一网青苹果来拜访。六十多岁的他头发花白却梳得整齐，笑容里带着小镇人的热情。他在我还没拆完箱的屋子里转了转，把苹果放桌上，顺口夸这房子不错，又把目光投到后院那片荒地。“地是好地，就是荒久了，得下功夫。”他说完拉起袖子，第二天下午真的拿了锄头来帮我清地。看他干活熟练，分辨哪些野菜能留哪些要铲掉，我跟在后面学着干。他谈起以前在这里种菜的老陈，说那时候番茄长得又大又好。

他时不时过来“指点”我怎么翻地、怎么晒土、要用点肥料。我照他的话去镇外买了几袋发酵好的鸡粪，撒粪那天他在一边捂着鼻子喊我均匀撒完才靠近，随手用脚拨了拨混了粪的土，“这下地肥了，种什么都活。” 球友会

巷子另一头的赵文惠老太太也常来。她第一次过来是送我一包自己留的白菜种子，说自家留的种子比市面买的好。老太太一边浇她的月季一边跟我讲这地的前史：老陈当年把地打理得井井有条，四季都有菜，吃不完还分给邻居；再更早的张家也在这里住过几年，然后也搬走了。她说这些时，眼神会短暂往刘德旺家瞟一眼，但很快又移开。等地终于翻好那天，我特意跑到镇东头的农技站看看情况。农技站是一座褪色牌匾的小平房，许雅昶正蹲在院子里给几盆辣椒苗做记录，风把他的纸张吹得微微颤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