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伟达在8月公布的财报显示，单季营收约962亿美元，净利润约596.88亿美元，按此换算公司短期内的盈利十分惊人；其数据中心业务收入约890亿美元，同比增长117%，毛利率高达75%，净利同比翻番。尽管这些数字亮眼，财报中有一条格外刺眼：来自中国的数据中心产品营收不到整个数据中心收入的1%，并且下一季度的营收指引直接不把中国市场计入预期。

早在今年5月，黄仁勋就直言不讳地表示，英伟达“基本上把那个市场拱手让给了中国公司”。事实正通过财报呈现：英伟达在中国的数据中心份额从此前占比五分之一以上，经过几轮出口管制，已跌至不足1%。美国政府从拜登时期开始限制A100、H100对华出口，随后把限制延伸到H200，特朗普时期继续并强化了这些政策。英伟达为应对先后推出了面向中国的“特供版”芯片（如A800、H800及更低性能版本），但每一代刚推出就被新的管制规则阻隔，使得恢复正常出口困难重重。黄仁勋多次游说华盛顿放松限制以恢复对华出口，但迄今未果。

中国市场的反应有两个阶段：一是短期内的抢购与囤货；二是本土替代的快速推进。在英伟达空缺的市场中，华为昇腾、寒武纪等国产AI芯片加速崛起，不仅填补了国内需求空白，还开始向海外出口技术与产品。黄仁勋也承认，中国企业在英伟达缺席的情况下得以迅速发展与成长。原本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管制的目标是拖慢中国AI发展，实际效果却是美国公司失去市场，中国本土产业获得了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试错与迭代的机会，最终成为新的竞争力量。这一代价部分由英伟达和更广泛的美国半导体产业承担。 球友会

市场对财报的反应也很微妙：发布后股价曾一度下跌约3%，在电话会议发布更远期的指引与合作消息后才回稳；与此同时，五年期信用违约互换（CDS）利差一度攀升至82个基点，创下英伟达纪录，显示专业投资者在重新为其信用风险定价。更值得注意的是，英伟达对客户提供的大量担保和兜底承诺，可能在未来构成巨额潜在风险。评估显示，到2028年这类潜在风险规模可能达到约2000亿美元，其中约1700亿美元目前并未反映在公司财务报表的资产负债表上。标准普尔等机构已把类似担保视作类债务，应该计入真实负债。

英伟达的高速增长，一部分确实源于对算力的真实需求，另一部分则来自通过金融手段促成的需求增长：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协助客户举债购买GPU，并对这些债务承担一定责任。这种模式在短期内放大了营收与利润，但也把芯片公司变成了信用中介——当AI算力需求回落时，连带的担保与回收风险会形成沉重的兑付压力。与2000年网络泡沫期间的思科相比，英伟达更进一步地将自身资产负债表与客户的偿债能力捆绑在一起：若客户违约，英伟达不仅要承担偿付责任，还可能面临回收GPU后残值大幅下跌的双重打击。

在财报电话会议上，黄仁勋提及供应限制、利润率压力，并表示对中国市场“没有预期”；而在此前采访中，他已明确表示英伟达渴望重返中国，但同时告诫投资者不要抱过高期望。对黄仁勋而言，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短期收入的损失——中国曾是英伟达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更在于中国本土芯片产业的崛起正在威胁英伟达的全球定价权与生态主导地位。他指出，中国企业现在“显然已经拥有他们所需的所有芯片”，在英伟达缺席期间成长起来，并开始向全球市场出口技术，与美国公司竞争。 球友会

更广泛来看，美国以出口管制压制中国先进制程芯片的策略，目标是限制中国AI发展速度，但运行数年后，美国企业却付出了市场与商业上的代价。英伟达只是最显眼的案例，高通、AMD、英特尔等也在不同程度上承受对华出口限制带来的损失。对中国产业而言，受保护的市场环境反而给予了国产芯片从概念到实际应用、从试验到迭代的时间与空间，使得本土产品在短期内实现了从可用到可竞争的跃迁，并逐渐形成能够走向海外的完整产品体系。